最后他们用家里几乎所有的积蓄和爸爸单位里的买房补贴在陕西北路上买了一座很小的旧公房。那是一座一九五六年造的房，外墙的赛克已经被雨浸得显班驳的黄褐，已经养得很繁茂的爬山虎沿着墙往上爬。房是底楼的直通间，房间里铺了木的地板，有了独用的厨房和独用的卫生间，甚至可以在卫生间里装上一面镜，而浴缸也大得足够像电视剧里面的人一样洗泡泡澡。因为被前面挨着的房挡着，所以天井里几乎晒不到太，而且天井尽很大却没有铺着泥土也完全没有坛，光是铺了大块又光洁的瓷砖，夏天时冲洗净了可以光脚在上面走

下来压塌了底下那个理发铺的简易棚，而另一边则压住天井边的一小截墙。断裂的地方脸盆大小的横截面，好像一张凶狠的牙齿的嘴。很多大的黑蚂蚁从树里排着队往外面爬。但是油亮的树杈上那些翠绿的掌大的树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死亡，树冠倒向一个方向挣扎着胡地伸展，而三三着那些皱的脏钞票穿着了两条细胳膊的睡裙目瞪呆，不知该继续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穿过路去买油条，还是扭转回到家里。从她生的时候起，这棵梧桐树就已经在那里了。

三三并不讨厌这个地方，她从来也都没有讨厌过万航渡路，哪怕那些从菜场大规模搬迁过来的老鼠越来越猖獗或者是楼梯拐角总是布满了永远都打扫不完的蜘蛛网，而且直到十六岁她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甚至他们家里一直都没有办法申请到一电话线。属于她的角落只是从沙发延展到书桌和窗台旁。无聊的白天她总是用手指玩着那层积了灰的白纱窗，或者不停地剥窗的木框。晚上她等到爸爸妈妈都睡着了，就悄悄从沙发垫底下取收音机来听半夜的音乐节目，睁着睛望着希尔顿酒店的飞行指示灯。那时候她本无从知晓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呆十六年，熟悉房的细枝末节，知夏天的傍晚哪个时候最容易断；买两角钱的车票可以坐二十一路公车，也可以坐十五路公车，坐三站路都能够到学校，每个邻居的癖好都说得来；十号的底楼住着一个神经病，他的女儿比三三小一岁，苍白的脸和天生的淡青袋，那时候却已经是隔那所垃圾中学里面闻名遐迩的女了。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让她有耐心呆那么久，久到每季都等着夹竹桃开，压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离开。其实从那年开始整个万航渡路或者说整个上海的旧房和棚区里的居民都焦灼不安蠢蠢动，关于被冻结的真真假假的消息不断从居委会传过来，一会儿说是市政动迁一会又说是商业动迁。三楼人家已经举家搬迁去了日本。他们搬走的前几天那只被养得胖得本走不动路的波斯猫蹭开了窗，从晒台上了下去。他们每天都煮一碟带着重腥味的猫鱼拌着米饭摆在窗招呼它回来，但是直到他们把最后一只纸板箱搬上卡车猫都没有再现。二楼的人家也搬到非常远的地方去了，把房连带着亭间租给了来上海打工的外地人。到了晚上楼梯上总是响起杂的脚步声，走廊里还堆满了空的啤酒瓶。妈妈便反复关照三三：“回家以后一定要把门锁好，任何陌生人来敲门都不要开。”尽那些熟悉的东西都没有变，但是万航渡路却好像已经不是万航渡路了，所有的人都显得匆忙而着急，就好像他们的心都已经野了，再也无法在这破烂的旧房里面安生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决定要搬家了。

那以后好多人都从住了太久的老房里面被赶来，常常听说有些死活不肯离开自己老屋的钉在浴缸和脸盆里面蓄满了，买上成捆的蜡烛呆在那些被拆得只剩下半面墙的房里面不肯走。而三三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悲伤的，她总是以为自己在迫不及待地跟过去的生活告别。她总是抓每一个可以抓的机会去忘记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所有那些跟万航渡路有关的事都可以被忘记，心狠手辣地被删除掉，她本不在乎。